台里一场应酬,她被人劝着喝多了,醉得不省人事,是时任新闻部主任梁怀安把她带去了宾馆。
第二天醒来,她什么都不记得,只记得疼,只记得床单上那摊血迹,还有他后来不紧不慢给她看的那几张照片。
她当时怕得浑身发抖,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:这些照片若传出去,她这辈子、她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的路,就全完了。
她没报警,也没敢告诉陈一舟。
她选择了沉默,把这件事压进心里最深的地方,假装它没有发生过,然后按部就班地,和陈一舟结了婚。
洞房那晚,灯光很软,陈一舟有点局促,又满眼都是她,连碰她都不敢用一点力。
她看着他,忽然就哭了。
那眼泪里有歉疚,有害怕,还有一种她自己都说不出口的恨。
她多希望那个带着血和照片的夜晚,只是一场噩梦,天一亮就散了,从今往后,她和一舟好好过日子,靠自己的才华,靠彼此的勤奋,一步一个脚印,在事业上拼出一个像样的将来。
那一刻她是真心这么想的,也是真心愿意信。
只是她怎么也没想到,后来一点点把这一切毁掉的,不是那场她以为已经醒了的噩梦,而是她自己。
那时候的沈冰茹,怕出错,会因为领导改了她一整段串词,躲在安全通道里掉眼泪;那时候她还相信,只要稿子写得好、话说得稳、镜头前不出错,路就会自己一点点亮起来。
后来她才知道,路不会自己亮。
体育频道的女主持一批又一批,年轻的时候站在灯下,好看、干净、有活力,可再过几年,年轻的人又来了,一茬接着一茬。
她看着台里那些四十来岁还端庄体面的女主持,看着她们坐在边角的位置,主持着越来越边缘的节目,心里堵得厉害。
她不是没劝过自己认命——能在这座楼里站稳脚跟,已经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事。
可她不认。
她想起自己从张家港跑到杭州,又从杭州漂到新加坡,一个人在异国那间闷热的组屋里熬夜、赶末班车、背着一肚子不肯说的事,硬生生熬过来的那些年——绕了那么大半个地球,不是为了有一天安安静静坐到边角上,端着体面,等着被后头的人一点点挤出去。
别人熬十年二十年才挪一步的位置,她不想等,也等不起。
她要的是站到最亮的地方去,是让整栋楼的人抬头的时候,都能看见她的名字。
世界杯那年,是她离“红”最近的一次,也正是在那之前,她第一次主动敲开了副台长梁怀安的办公室门。
那件事她后来很少去想,可每一次午夜梦回,或者像今天这样被一串五位数的号码唤醒的时候,那些画面就会自己回来。
她想起自己第一次被带去见“领导”那天,紧张得连眼睛都不敢抬,连敬酒都不会,话也说不利索,而那个人只是很平静地看着她,说,你是个聪明人,知道自己为什么来。
她确实知道。
五年,还是十年。
别人要走十年、二十年才能挪一步的位置,她用了不到两年。
《冰茹会客厅》火起来的时候,所有人都在恭喜她,陈一舟也恭喜她。
她看着丈夫眼里的骄傲,心里有一瞬间是软的,可那点软很快又被更硬的东西压下去了——她比谁都清楚,这档节目是怎么来的,这些嘉宾是谁替她请的,那些原本排不上的资源,是谁随手一句话就拨到她面前的。
她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她只是很少停下来,去想。
冰茹深吸一口气,把那些念头按下去,重新挂上一个得体的、什么都不曾发生过的表情,推开了办公室的门。
她坐回工位,稿子摊在面前,却半天没往下看。
不到五分钟,手机又响了。
这次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,十一位,没有任何标记。
冰茹看着它,犹豫了一下,还是起身,又走回那间安全通道。
“喂,你好。”
“请问是沈冰茹,沈小姐吗?”是个女声,年轻,清亮,语气很稳,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,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利落。
“我是。”
“您好。”对方说,“我姓许,是侯书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。这次侯书记到帝都开会,我先过来打前站。刚才周部长给您打过电话了,他让我跟您对接,今天接下来的安排,请您按我的电话指令走。”
“嗯。”冰茹顿了顿,“那……我需要去哪里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