穆建军没有马上说话。他拿起搪瓷杯喝了口水。杯子上印着“八一”两个红字,漆都磨花了。
“坐下说。”
“我不想坐。你回答我。”
穆建军把杯子放回茶几上。杯底磕了一声。
“你查到哪一步了。”
穆征盯着他。“我在查一个案子。查到了淮康制药,查到了孟淮。然后——我看到了你的名字。”
穆建军的手搁在膝盖上。手背上是老年斑。
指节粗大,关节变形——年轻时在部队留下的毛病。
“松鹤基金——是2008年孟淮的人来找我的。说是做慈善。需要几个有分量的名字挂在理事会。我当时刚退下来——”他停了一下。
“说难听点,是被请去当花瓶的。理事会一年开一次会,我去过两次,后来就没去了。”
穆征没动。
“就这些?”
穆建军的目光从穆征脸上移开了。看向电视。屏幕上在放天气预报。
“不止这些。”
穆征的手指在裤缝上攥了一下。
穆建军说:“2004年,有人找到我。不是孟淮本人——是他底下的人。说有一个法医在查他们的厂子,查到了一些东西。问我能不能打个招呼,让市局那边缓一缓。”
“你打了?”
“没有。”穆建军说。“我拒绝了。但是——”
他又停了。
这种停顿穆征太熟悉了。他在审讯室里见过无数次——嫌疑人到关键节点的时候会停下来,组织语言,掂量利弊,斟酌到底吐出来几分。
但坐在他面前的不是嫌疑人。是他爹。
“但是什么?”
穆建军看着自己的手。
“我拒绝了之后,过了大概一个月——有个人来拜访我。级别比之前那个高。他没有提查厂子的事。他谈了很多别的——谈军区后勤的生意,谈医药供应链的合作。最后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——‘穆参谋长,有些事情不是一个法医能管得了的。’我当时没听懂。后来——”
穆建军闭上眼睛。
“后来就出事了。”
客厅里的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。
穆征的嗓子眼里有一口气顶着。他问出来了——
“你知道江远山夫妻是被害的?”
穆建军没有睁眼。
他的嘴唇动了一下。很轻地说了两个字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