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说那为什么是我,我说这是公司的决定。”
她把杯子放在膝盖上,两只手捂着。
“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了句谢谢,还跟我鞠了一下躬。”
她说,“他一鞠躬我就想吐。
字是我签的,我自己回工位坐着,一口饭都吃不下。
我们组那几个人下午都不敢看我,一个一个绕着我走。”
“你签了几个?”
“今年第七个。”
她说,“我们这行的活儿,就是这样。
上头要数字,谁去谈?我谈。
谈完了,人走了,我还得站在早会上讲我们团队怎么稳定。”
“你签完了就签完了。”
我说,“人走了就是走了,你在这儿难受没必要,明天照样开会。”
“我知道没必要。”
她说,“我今天不是来找办法的。”
她说完这句把头低下去。
我没再说话。
屋里安静了一会儿,只有杯子放在茶几上那一点声音。
她抬起头的时候眼睛是干的,只是眼皮肿了一点。
“哥。
哥,有个事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我是在英国读的书,那两年是最难的两年。”
她说,“我一个人住过一间地下室,窗户开在墙上头,冬天墙上长毛。
下雪天我走四十分钟去买打折的面包,走回来的时候袋子把手指头勒出一道印。
我跟我妈打电话说这儿挺好,说完自己蹲在楼梯间里坐了一会儿。”
她停了一下。
“后来回国进了大厂,一年比一年忙。
忙到现在我什么都不会了,就会开会,就会算人头。”
她说,“我们组那几个人说我稳。
我不是稳。
我是没时间怕。”
她说到这儿把杯子端起来喝了一口,又放下。
“我男朋友。”
她说,“他在那边读研,第二年。”
她还要往下说,茶几上的手机响了。
屏幕亮起来,一串英国的号码。
她看了三秒,拿起来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