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亲自执壶给他们斟酒,动作略显生硬,显然平日极少做这等伺候人的事。
王陶大大咧咧地坐著,看王安石倒酒,还调侃道。
「介甫兄今日可是破费了。」
曾巩笑著开口道:「我方才还与乐道说,能从你王介甫的荷包里掏出这顿酒钱,实属不易。」陆北顾跟著笑,然后又问曾巩何时回京的。
曾巩告诉他刚回来没两天,是刚从太平州被欧阳修召回京中,入馆阁编校史馆书籍。
馆阁编校书籍官是朝廷新设的,三馆秘阁共设九员,第一批是曾巩、王陶、赵彦若、傅卞、孙洙、蔡抗、陈襄、苏颂、陈绎,按制度讲,只要任职满两年,选人、京官可除馆阁校勘,朝官可除校理,是一条清贵且前景不错的馆职升迁路径。
随后,陆北顾又简单跟他说了下曾布在大通监的近况…。。……这年头书信不便,曾巩之前又是在南方任职,故而对弟弟的情况还不如陆北顾了解。
在得知弟弟也在孙沔案中立功了以后,曾巩对陆北顾表示了感谢。
毕竟,这一笔属于可写可不写,全看陆北顾心情,要是陆北顾在文书里不写,那谁也不知道还有这回事。
而王陶除了成为第一批馆阁编校书籍官之外,还与吴奎、吴中复、王安石等人一同被委以考察牧马利弊的重任,正是春风得意之时,言谈间显得也很轻松。
显然,对于他这种交际高手来讲,相比于困在外地不断迁转,被调回中枢,简直就是鱼入大海。王陶提议,四人举杯同饮了一杯,气氛渐渐活络起来。
而聊著聊著,话题就聊到了王安石身上。
曾巩看向王安石,道:「介甫,你屡辞恩命之事,其实我是不太理解的。。。。。远的不提,就说近来,同修起居注,何等清要之职,多少人求之不得,你却连连上疏力辞,甚至甚至避入溷轩,以致阁门司吏员徒劳往返,此事传为奇谈,连我在来京的路上都听说了。」
「对啊。」王陶也问道,「我听说不久前,朝廷还任命你为贺契丹正旦使,此乃增光添彩、历练资历的良机,你亦坚辞不受,最终改由王绎王判官前往,说实话,我实难理解,介甫你何以对这些旁人眼中的晋身之阶,如此避之唯恐不及?」
一时间,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王安石身上。
王安石沉默片刻,才开口道:「我非是矫情饰行、沾名钓誉之辈,辞却使辽之命,原因有二。」「其一,北朝内部权争日烈,我觉得此时出使,看似风光,实则容易引起纷争,而且说的实在点,我非是长袖善舞之人,与其战战兢兢地到那唯恐言行有失国体,不若让更擅辞令、通晓北朝典故者前往。」「其二,出使往返动辄便是大半年,如今度支司事务繁杂,千头万绪,皆关乎国计民生。我既在其位,便需谋其政,若因一己之私,贪图使节虚名,离岗日久,恐致公务积压,贻误时机。而譬如漕粮北运、军粮筹措,皆有定时,耽搁不起。」
「至于屡辞同修起居注。。。此事关乎我立身之本与平生志向,其缘由,或许更为诸位所不解。」但既然已经说了,王安石索性都说了出来。
「修起居注,日侍天子左右,记录言行,确实亲近宸颜,易得青睐,是仕途捷径。然其职贵在「记录』,而非「建言』,于我而言,无异于将一副枷锁套于身上。」
「一我辈读书入仕,所为何来?」
王安石很认真地问道:「岂是为了一己之官位禄秩?岂是为了终日唯唯诺诺,做个泥塑木雕般的清贵之臣?我常思,当今国势,表面承平,内里却是积弊丛生,冗官、冗兵、冗费,犹如附骨之疽,侵蚀国本,百姓困于赋役,边陲时现警讯,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,岂是优游林下之时?」
这话其实说出来挺得罪人的,因为王陶和曾巩都在馆阁里呢。
不过王安石显然不在乎这些,他继续说道。
「我之志在于经世致用,在于革故鼎新,我欲效法古之贤臣,厘清吏治,整顿财政,强兵富民,而这些构想,非埋头于故纸堆中所能得,亦非仅凭记录君言臣行所能推行,需要扎根于实务,需要洞察钱谷刑名之细微,需要如子衡这般,去地方上与胥吏、商贾、边将乃至底层百姓打交道,知其疾苦,明其利弊!」「若困于修注之职,终日禁锢于宫禁之内,与真实民情隔膜,与繁琐实务脱节,纵有满腔抱负,万千筹划,也不过是空中楼阁,纸上谈兵!」
「故而,辞修起居注,非是不慕名利,实乃不敢因虚名而废实政,不敢贪图捷径而偏离初心!所谓「道不同不相为谋』,而「职不合亦不敢虚与委蛇』,我宁愿行此「拗』事,受些非议,也要守住这方能够切实做事的天地。」
一番长篇大论,直抒胸臆,王安石将自己那迥异于常人的抱负、性情与行事逻辑,都说了出来。怎么说呢,不管王安石的变法思路如何,此人确是有大志向、大魄力之辈,其思维之缜密、性情之执拗,以及对「实务」近乎偏执的看重,都在此番话语中展露无遗。
而王安石这种人,在讲究循资升迁、看重清要官职的大宋官场中,虽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,但此时这番话,却也因其纯粹与坚定,别具一种撼人的力量。
王陶先举杯道:「介甫志存高远,坚守本心,不为浮名所动,不畏人言可畏,在下佩服。」陆北顾也跟著举杯:「这杯酒,敬介甫兄这番肺腑之言,亦敬我辈读书人心中那份未曾泯灭的经世之志!」
「敬介甫兄!」曾巩没说出太多话。
王安石见众人理解,也是举杯慨然而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