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干净利落地解决了恩荫京官以及部分冗官的问题后,宰执们与台谏官之间的矛盾,也到了该解决的时候。
原因无他,台谏官的声音,太过阻挠新政。
为此,宰执们采取了「明升暗降」的策略,先是将天章阁待制吕公著、司马光,一起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,随后又将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卢士宗外放去知青州。
如此,司马光、卢士宗,一个被明升,一个被暗降,就都调离了台谏系统。
司马光对于这种通过升官来堵嘴的事情极为不满,他上疏称自己任职谏官已经有四年多了,只知竭尽忠心报效国家,因为过去的直言,与人树敌颇多,常常恐惧自身以及子孙以后在朝堂上没有容身立足的地方,然而不敢无故请求外任出朝。
但如今正是国朝危急存亡之时,他却被调离谏院,独自承受宠荣禄位,而他认为,按照眼下的情形翌日灾祸败亡或获罪被诛必定不能避免,所以请朝廷哀怜,收回对他的新任命,然后允许他以待制的官职知河中府,或襄、虢、晋、绛中的一州。
政事堂没有讨论后,没有允许司马光外放。
台谏系统当然不满。
权御史中丞张伯玉上疏,称台谏官是官家的耳目,中外之事皆可风闻奏报,用来补益聪明、防止壅蔽,而天圣年间,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,此后渐渐衰减就是因为宰执不想让官家听到中外的过失,但仍然不下十几员,如今御史台只有五名御史,其中三名还去出差了,谏院也是只剩下了四名谏官,还有两名被派去出使,台谏几乎等同于废置了。
同时,密奏十次上达,答复作罢的只有八九件,这种情况下,下情凭什么能够上通?圣听从哪里能远及各处?
因此张伯玉认为,自古以来言路壅塞,没有像今日这般严重的,故而请求太后明鉴,并增加台谏官员。
苗太后已读不回。
司马光的好友,翰林学士、给事中、知制诰范镇彻底看不下去了,他跟司马光乃是莫逆之交,平素他虽然谨言慎行,但在政治立场上确实是反对新政的。
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消亡,范镇最终选择了前者。
范镇以实际上的「两制系统第一人」的身份,上疏把政事堂的所有宰相都弹劾了一遍。
范镇的奏疏是这么写的。
「富弼身为首相,居于政事堂,不能以古先哲王致治的方法,开扩启迪上意,发号施令,举措合乎人心,使亿兆百姓鼓舞于神化之中,反而更易祖宗制度,以致国家走向祸乱的边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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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相韩琦希求迎合心意,博取恩宠,故而庇护恶行、顺遂过失,阻遏公议,将要陷太后、陛下于有过失的境地,而韩琦却扬扬自,自以为忠。
参知政事欧阳修倡邪僻之说,违礼乱法,不顾大义,牵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的谬误旧迹,来文饰奸言,拒绝堵塞正论,挟邪罔上,其心实为不忠。
枢相曾公亮及参知政事赵概等人依违于其间,竟不加以辨正,非是大臣辅弼的体统。
伏望圣慈奋然独加明断,将臣前后所上章疏,交付外廷施行,以分明邪正,使天下信服。」
范镇地位太高,翰林学士、给事中、知制诰这一串头衔加起来,分量可不比参知政事或枢密副使差多少,故而他的上疏迅速在朝野间引起了轩然大波。
很多反对新政的官员,跟著范镇一起上疏,一时之间,声势极为惊人。
宰执们压力极大,但由不不迅速处置,以压制物议。
于是,贬范镇为翰林侍读学士、集贤殿修撰、知陈州,获罪外放。
随后富弼又将刚刚母丧除服的王安石召回京中,任命其为工部郎中、知制诰,因为王安石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新政的,富弼急需这种敢打敢冲的新政急先锋。
而后在朝野议论中,富弼将自己的女婿冯京,从权发遣开封府的任上提拔为翰林学士,任命为南郊礼仪使并负责修撰《仁宗实录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