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坐在廊下,听着这些,心里那根一直绷着的弦,才一点一点地,松了下来。
有时我放学回来,站在坡道上,会不自觉地抬头看看天。
天是蓝的。
蓝得干干净净,一丝杂色也没有。看久了,心里反倒浮起一点不真实来——这样的天,会不会又只是一场梦?
可我知道,这不是梦。因为院子里的笑声是真的,饭菜的香气是真的,凌音走在我身边时那半拍的、等我并肩的脚步,也是真的。
日子安静下来之后,山外的人,便渐渐多了起来。
先是些背着包、举着相机的旅人,沿着盘山公路一路拍上来,说这儿的山真绿,水真清,空气都是甜的;再是些做生意的,开着货车,把山里的笋、菌子、药材,一车一车地往外运。
到后来,连町公所都翻出了压箱底的旧地图,说要修路,要把影森和山外连着的那条路,再拓得宽一些。
新路修起来之后,从町里到村子的车程短了一半,上学再也不用摸黑赶那趟慢吞吞的巴士了。
偶尔有县里的干部下来,在村口的小广场上开宣讲会,讲政策,讲补贴,讲山货怎么往外销。
老人们听得半懂不懂,却都愿意去坐一坐,沾沾那份热乎气。
村口那家杂货铺,也换了新招牌。
谷田阿婆的儿子从町里回来,张罗着把货架重新粉了一遍,还添了台能刷卡的小机器。
老人们围在店门口看稀奇,嘴里啧啧有声,说这世道,到底是不一样了。
松本老师对这些变化,总是笑眯眯的。
“村子困得太久了。”她说,“如今雾散了,人也该透透气了。”
哥哥的腿,是去年治好的。
东京来了一批医生,说是支援山区的医疗。
领队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,一进村,就直奔我们家,说早就听过“林岳”这个名字。
他们给哥哥做了两次手术,又盯着他做了半年的复健。
起先哥哥还拄着拐,一步一停,从堂屋挪到院子,要歇上两回;后来拐也不用了,只是走路时,左腿还留着一星半点儿的跛。
可那点跛,已经不妨碍他下地了。
复健那几个月,哥哥吃了不少苦。
每天天不亮就起来,在院子里扶着墙,一遍一遍地走。
嫂子就端着一杯温水,站在一旁,默默数着步子。
有时哥哥走得急了,腿一软,嫂子就上去扶住他。
两个人谁也不说话,只是那么站着,等他把气喘匀了,再接着走。
哥哥又能下田了。
他弯腰插秧的时候,脊背还是那样挺,只是比从前松快了许多。
嫂子就站在田埂上给他递水,两个人有说有笑,像是一下子年轻了十岁。
我远远看着,忽然就想起两年前那个坐在窗边、眼神像两口枯井一样的男人,几乎要认不出来。
有一回,我放学回来,看见哥哥蹲在院子里,正教小葵给一株新栽的茄子苗浇水。
他那只受过伤的左腿半曲着,蹲得不算稳当,却也没人扶。
小葵学着他的样子,把水一点点浇在根上,仰起脸,奶声奶气地喊“舅舅”。
哥哥就笑,笑得眼角的纹路都舒展开了。
那些东京来的医生,还跟町里的医院、各村的小诊所,办了不少学术交流。
大岳医生跟他们最谈得来,常常一聊就是大半天,末了总要咂一口那口古井里的水,叹一句:“山里的病,到底还是得山外的手艺来治;可山里的好,山外的人也未必都懂。”
我有时会想,如果两年前那个夜里,雾没有散,天没有开,我们这些人,现在又会是什么光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