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阿彪偏不。
他偏要在她退到这一步之后,再往前逼一步,逼她当着一个二十岁不到的毛头小子的面,用那几个最脏的字,一个字一个字地,把话重新说一遍。
这不是要她说什么,这是要她亲手把自己那层皮剥给他看,剥给叶大伟看,剥给这间屋子里的每一个人看。
前面是逼,这一句,是压——把她的头往水里按,按到她自己认了、服了、把那口水咽下去为止。
她的手指,在身侧慢慢地、慢慢地收紧了。
一个念头,就那么突兀地、带着一股子血气,从她心底里顶了上来:她要抬手,给阿彪一耳光。
就一耳光。
然后弯腰,捡起地上那件衬衣,胡乱套上,推开门,走出去。
走到外面去,走到有风的地方去。
她受够了。
她不是没有脾气的,她沈冰茹,也是有骨气、有火气的,凭什么要站在这里,被这样一个男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按着头羞辱?
这一耳光打出去,她至少还是个人。
这念头一起来,她的手就不由自主地动了一下。那一下极轻,轻得几乎看不出,可她自己清清楚楚地感觉到,右臂已经蓄起了一点力。
然后,就在那一点力气要冲出去的当口,另一股更冷、更沉的东西,从她心底最深处漫了上来,把那股血气一点一点地压了下去。
她想起了周康建。
想起了那串五位的短号,想起了电话里那句“不要问,也不要跟别人讲”,想起了今天一早她的日程是怎么被“安排调整”掉的,想起了她出门前是怎么一笔一画、用陈一舟送的那支钢笔,把这个地址写下来的。
她想起了自己是为什么来的。
想起了被梁怀安在宾馆里夺取处女的那个晚上,想起了那几张照片,想起了她第一次被送进玉泉山别墅时心里想的是什么——她要往上走,她要站到最亮的地方去,她要不靠熬、不靠等,一步一步,走到那个位置上去。
走到今天,她流了多少泪,咽了多少气,忍了多少辱,她自己都数不清。
这具身子,被她当成了什么,她比谁都清楚。
那些人要什么,她就给什么;要她怎么给,她就怎么给。
而这一切,全都攥在周康建、攥在侯书记这样的人手里。
他们给她开的,是一扇门,一扇通向她这些年拼了命想要的那个位置的门;他们随时也可以把这扇门关上,把她打回原形,甚至比原形更惨。
她要是今天这一耳光打下去,这扇门,就永远关上了。
在周康建那儿,在侯书记那儿,一个敢在这种场合动手、敢穿衣服走人的女人,是不听话的女人,是不安全的女人。
这样的人,他们是绝不会再用的。
他们会像丢一件废品一样,把她丢掉,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
而她这些年咽下去的所有屈辱、所有算计、所有夜里咬着牙熬过来的东西,就全都白费了。
她的节目会没,她的位置会没,她会被打回那个在边角上熬着、眼看着一年比一年老的沈冰茹。
更糟——她会变成一个连“不体面”的资格都没有的人。
这两个念头在她心里绞着,绞得她喘不上气来。
一个说,打出去,你是沈冰茹;一个说,忍下去,你才有以后。
她的手指,就在这绞缠里抖了起来。
她憋着。
屋子里静得厉害。
出风口那点细细的气流声,一下一下,清清楚楚。
叶大伟还站在旁边,不明所以地看看冰茹,又看看阿彪,不敢出声。
金医生靠在推车边上,把这一切看在眼里,也没什么表示。
阿彪就坐在那儿,好整以暇地看着她。
他不催,也不动,就那么看着她,像是早就看穿了她心里这一场天人交战,也早就知道,这场架,她打不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