韦格纳站起来,走到窗前。
窗外是柏林的十二月,天阴着,但还没有下雪。
他站在窗前,把手插在口袋里,背对着施密特和克朗茨,说了一段话。
他的声音不大,但每个字都落得很清楚:
“丘吉尔这个人,我一直觉得他是个悲剧。
他还算聪明,有一点才华,也并不缺少勇气。
他在英国议会里说的那些话,关于我们的威胁,关于必须跟法国加强合作的话,很多都是对的。
但他有一个问题——他太爱大英帝国了。
他爱的那个帝国,是一个已经死掉的帝国。
他站在一具尸体前面,拼命地给它做人工呼吸,以为还能救活。
他看不见尸体已经凉了。
现在他自己也凉了。
美国人把他扔进监狱,没有人替他说话。
他这辈子最后一件大事,是给我们的人办了五张通行证。
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但历史就是这么走的。”
施密特抽着烟斗,听着。
等韦格纳说完,他补了一句:
“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件事——资本主义阵营的内部,已经没有章法了。
他们抓不到凶手,就随便找一个替罪羊。
他们编的罪名,连他们自己都不信。
这种政府,撑不了多久。
罗斯福还能撑多久?
他的FBI局长死了,他的西线在丢圣路易斯,他的东线在等我们的春季攻势,他的华尔街在崩盘。
他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——抓人。
抓不了真正的凶手,就抓一个够分量的替罪羊。
丘吉尔就是那个够分量的替罪羊。
但这只替罪羊救不了他。
替罪羊只能让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多撑十分钟。”
克朗茨把大衣扣子重新系上,站起来说:
“我同意施密特说的。
罗斯福撑不了多久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