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伯川走进书房,在沙发上坐下来,伸手拿起桌上那杯凉透了的茶看了一眼,又放下了。
“沈家在上海做生意,”
他说,语气不急不慢,“顾大帅的面子不能不给。
他是江浙皖三省的实际控制者,我们的银行、纱厂、钱庄,全在他的地盘上。
他说一句话,比任何商业合同都好使。”
他顿了一下,看着儿子。
“况且,你刚从英国回来,也该让这些人认识认识你。
沈家的大公子,剑桥的博士,不是躲在书房里看《泰晤士报》就能被人知道的。
快换好,我在外面等你。”
沈静澜沉默了两秒。
他没有反驳。
不是因为父亲说得对,而是因为他知道在这种事情上争论没有意义。
沈伯川是一个把“人脉”
和“面子”
看得比任何经济学理论都重要的人,而沈静澜已经学会了不在这些根本分歧上浪费时间。
“知道了。”
他合上文件,站起来。
文件整理好,摞在桌角。
钢笔旋上笔帽,和那杯凉茶并排放在一起。
打字机的纸筒被转松了,半页文稿收进去。
沈静澜走到衣帽架前,取下那套挂了一整天的西装——深灰色,三件套,面料是精纺羊毛,剪裁很合身,是他回国前在萨维尔街订做的。
他一件一件穿上,动作熟练而从容:先穿上衣,整理好领口;再穿马甲,扣好扣子;最后是西装外套,轻轻抖了一下肩,让它自然垂落。
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条深蓝色领带,站在镜子前系。
手法很标准,温莎结,大小适中,刚好遮住衬衫最上面的扣子。
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怀表——一块百达翡丽,表壳是18K金的,表盘上刻着他祖父名字的缩写。
表链穿过马甲的扣眼,扣在口袋上,怀表沉甸甸地坠在马甲口袋里。
最后,他在镜子前停顿了一下。
镜子里的年轻人穿着合体的西装,领带系得一丝不苟,头发梳得整整齐齐,眼神平静。
看起来温文尔雅,无可挑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