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。
那双浅琥珀色的眼睛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——不是身体上的疲惫,而是一种更深层的、来自精神深处的倦怠。
像是一个读完了所有书却发现书里没有答案的人,在面对一个他早已知道答案的问题时,那种礼貌而克制的厌倦。
他深吸一口气,又缓缓吐出来。
然后他转身开门,对在走廊等他的父亲微微点头:“走吧,父亲。”
沈伯川看了他一眼,似乎想说什么,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,先一步走出了书房。
沈静澜跟上去,顺手关了书房的门。
走廊里很安静,只有他们父子俩的脚步声,一前一后,踩在木地板上,发出沉稳的、有节奏的声响。
走下楼梯的时候,沈静澜的手轻轻抚过扶手——红木的,温润光滑,是沈伯川从老宅里搬来的。
这栋楼是新的,但这扶手是旧的,摸上去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感。
门口,汽车已经在等了。
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,引擎已经发动,车灯亮着,照在公馆的铁门上。
沈静澜弯腰上车,坐在后座靠窗的位置。
沈伯川从另一侧上车,坐在他旁边。
车子驶出铁门,汇入傍晚的车流。
车窗外的上海正在华灯初上。
霓虹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——红色的“大世界”
,蓝色的“永安公司”
,绿色的“沙逊大厦”
。
黄包车夫拉着车在车流中穿行,车上坐着烫了头发、穿着改良旗袍的年轻女人,手里夹着烟,和车夫讨价还价的声音被车窗隔在外面。
报童在路口挥舞着晚报的号外,喊着什么,声音模糊不清。
沈静澜看着窗外,眼神放空。
他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——他会走进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,和一帮满口“久仰久仰”
的人握手,听沈伯川把他介绍给各路“头面人物”
,然后他会在某个角落里坐下来,喝一杯不怎么样的香槟,等宴会结束,回家,脱掉这身西装,继续写那篇关于关税改革的文章。
他已经做过无数次了。
只是这一次,他没想到,事情会完全脱离他的计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