厨房里的油锅正冒着烟,她握着锅铲,额上沁出一层薄汗。菜快好了,再翻炒两下就能出锅——这时,脊背上忽然一阵火辣辣的疼。
她猛地回头,看见母亲站在身后,手还没放下来。巴掌落在背上,像淬了火的铁片,隔着薄薄的夏衫烙进皮肉。
“死丫头,炒个菜都炒不好!”母亲骂着,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。
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油温是对的,盐放得不多不少,菜的颜色也好端端的。她愣在那里,锅铲还举在半空,菜在锅里发出滋滋的声响,一点点焦了。
那年她十三岁。
后来她慢慢学会了从母亲的脚步声里辨别今天的天气。沉重而急促——会打人;拖沓而散漫——会骂人;轻快而有节奏——大约没事。她学会了在母亲进门那一刻迅速判断,把自己缩到最不碍事的角落里去。
可躲不过的。母亲总有办法找到她。
有一次她正蹲在井边洗衣裳,母亲从外面回来,一脚踢翻了木盆,衣裳散了一地。皂角水泼在她脸上,涩得睁不开眼。等她擦干净眼睛,母亲已经抓着她的头发把她从地上提起来,一边拖一边骂:“养你有什么用?赔钱货!”
她不知道母亲在外面受了什么气。也许是厂里的工友挤兑了她,也许是邻居说了什么闲话,也许是姥姥那边又有什么让她不顺心的事。这些气,在母亲胸腔里发酵膨胀,回到家中,看见她这个唯一的女儿,便找到了出口。
弟弟不会被这样对待。弟弟放学回家,母亲会端出热腾腾的饭菜,会摸摸他的头问他今天学了什么。弟弟是宝贝。而她,用母亲后来在气头上说漏嘴的话——“你就是个木枣,不脆不甜不会哄人的木头。”
木枣。她第一次听见这个称呼是在自己婚礼上。母亲喝了酒,拉着她的手对婆家人说:“我这闺女啊,从小就是根木头,不怎么会说话,你们多担待。”婆家人笑着点头,她却觉得那两个字像钉子,一根一根钉进耳朵里,钉了三十多年才拔出来。
婚礼是她的解放。
丈夫第一次看见母亲抬手要打她时,挡在了她身前。“妈,有话好好说。”他的声音不高,但很稳。母亲的手悬在半空,像一只被忽然打落的鸟,扑腾了两下,讪讪地收回去。
从那以后,母亲再也没有对她动过手。
可母亲的冤屈还在。那些淤积在胸口的委屈、愤怒、不甘,像被堵住了出口的河流,总要找新的河床。于是母亲换了招。
“老李家闺女,”母亲坐在她家的沙发上,嗑着瓜子,眼睛并不看她,“给娘家兄弟一人买了一套房。你看看你,住着这么小的房子,也不知道帮衬帮衬你弟。”
这话她听了无数遍,版本偶尔不同。有时是一套房,有时是每个月给家里多少钱,有时是“人家闺女带父母去三亚旅游”。主旨不变:她做得不够。永远不够。
有一次她忍不住回了句:“妈,我生孩子那年,你送来三斤米,还收了我十块钱。”
母亲愣了一下,随即把瓜子往茶几上一摔:“你个没良心的!那是什么年代?谁家不困难?三斤米你嫌少?你还要不要命了?我生你的时候……”
母亲开始哭。哭自己命苦,哭嫁了个没用的丈夫,哭养大了女儿却落得如此下场。她坐在那里,看着母亲哭得声泪俱下,忽然觉得很累。那种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,浸透了四肢百骸。
她想起来,生完孩子第三天,母亲来了。手里拎着一个小布袋子,打开来,是三斤白米。“坐月子喝粥好,”母亲说,“我给你熬。”她当时感动得眼眶发热。可粥熬好了,母亲盛了一碗递给她,伸手说:“米钱,十块。”